西南考古协作的专题性的调查研究,随着西南各单位考古协作的日益紧密

10月11日至12日,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理州文化体育局、剑川县人民政府主办,剑川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承办的“2018年度西南考古协作会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考古发现及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剑川举办。除协作会成员单位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凉山州博物馆等单位的50余位代表参会。代表们围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青铜文化”“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的古代交通与文化交流”两项主题进行发言。

随着研究视野不断扩展、基础材料日益丰富,西南考古在研究方法上也走向多元化。本次研讨会有从事冶金考古、植物考古、人类骨骼考古等的多名代表报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多学科的综合运用正逐渐贯彻到考古发掘工作中,并在西南考古研究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

5月25日至26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2017
年度西南考古协作会暨西南地区聚落与城址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来自西南云、贵、川、渝、桂、藏六省市的考古研究机构和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以及桂林当地文博单位的学者40
余人参会。 聚落与城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聚落与城址”,这是在近年西南地区涉及历史时期的城址新发现较多的前提下,旨在把不同时期的遗存放在从聚落—城—城市的发展史进行思考,特别是西南地区如何纳入中国城市制度的体系中。
围绕这一主题,13
位代表作了学术报告。内容既有宏观的对于早期聚落、城市与社会复杂化的理论思考,区域聚落研究,也有某一区域、专题及具体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的最新成果。
四川大学的罗二虎教授对汉代以前西南的早期聚落、城市与社会复杂化进程进行思考,提出西南早期聚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期(前2800
年以前)基本没有大型聚落。目前做过考古发掘工作的茂县营盘山遗址应为村落遗址。第二期(约前2800~前1800
年)在中国的核心地区最初的城市、文明和国家已出现。在西南北部的成都平原及周边,聚落间开始分化,也发现了8
座具有某些早期城市特征的城址,其中超大型宝墩遗址可能已有早期城市的特征。第三期(约前1800~前316
年)在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广域王权国家,西南最重要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应该都是古蜀国早期的都城,也是这一区域的青铜文明中心。第四期(约前316~公元220
年)随着中原地区的政治势力逐渐扩展到西南地区,该地区的城市开始步入古代城市的发展阶段。由此,巴蜀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大体能看出其大型聚落和城市的演变序列,但西南夷地区的聚落发展过程不详。他还从发展模式和聚落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动力两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
聚落考古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单个聚落的研究、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占风以红桥村遗址和三星村遗址为个案,运用聚落考古关联性思维指导工作,探讨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及社会进程。认为成都平原史前社会进程经历了酋邦林立→酋邦一统→古国的发展阶段。宝墩文化一、二期前后是酋邦林立,宝墩文化三期是酋邦一统,宝墩文化四期开始进入古国阶段,到三星堆古城时期正式进入国家阶段。
近年来,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配合“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象州地域文化建设等项目联合开展的调查与发掘,获得若干城址考古的新材料。李映福教授分享了这批研究广西及岭南地区城址考古、城市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其中,象州县军田村古城址是桂中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址,推测其为相关区域秦汉时期的行政中心。钦州市钦江故城集城址、人工河道、港口码头等于一体的遗址,具有鲜明的与海上商贸活动相关的特性,是“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城址的重要发现。桂平市弩滩村城址是目前全国第一处正式发掘的明代边疆民族地区驻军城址,是认识明朝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军政机构及其管理制度的实证材料。
南诏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二个筑城高峰期,据史料记载,南诏城址约有近百处,大致与现今云南的县城数相当,但现今仍存者仅十余处,主要集中于洱海区域。为配合基本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理太和城遗址、大理龙口城遗址及大理阳苴咩城遗址进行了局部区域的考古发掘。何金龙研究员介绍,早于南诏的城址都位于山包顶上,城墙轮廓均不规整,城墙随山顶边缘而筑;而南诏政权建立后的城址则多数位于山麓,城墙轮廓较规整。南诏城址的考古工作对研究南诏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代玉彪汇报了永川汉东城遗址宋代遗存的发掘收获,发现了宋代城墙、高规格石板道路、窑口众多的精品瓷器、设计合理的给排水系统,确定该遗址应为宋代汉东镇所在;初步探明了宋代市镇的布局与结构。汉东城遗址城墙构筑将防洪堤与防御性城防设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利用地形特点灵活多样构筑城墙体,是因地制宜、巧妙设计的典范。
此外,从聚落结构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探讨三星堆遗址的聚落结构变迁、对西藏阿里地区洞窟聚落遗址可能为早期人类居住址的考证、对贵州汉代城址的梳理、广西兴安秦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重庆朝天门城墙遗址及近年来重庆城市考古新发现、成都宋代怀安军城的调查发掘成果、对越南北宁省陇溪城址的初步考察、从农业传播的视角考察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东南亚的早期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等学术报告,材料丰富,不乏微观细致的分析、深入浅出的阐述和新颖的观点。
凝练课题,形成长时间、大视野的协作机制
本次会议是重启西南考古协作机制后的第三次会议。目前已经形成了以西南地区区域考古为特点的学术研讨主题和协作的有效机制。“西南区域的考古协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当今中国考古学开始关注解决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重大学术问题,考古学研究的时空不断扩大延长,研究深度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加强西南考古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院长说。西南地区有很多需要开展的课题,如旧石器时代和早期人类的活动,西南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及特征;西南战国秦汉时期融入中原文明体系、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历史时期中央王朝边疆治理和陶器、冶金、金银制作等手工业所反映的西南各族之间族际交流,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通道等重大课题,需要长时段、大视野的深度合作,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北京大学的孙华教授基于“丝绸之路”南亚廊道或南亚路段的联合申遗工作的需要,提出对丝路南亚廊道、茶马古道这些路线进行考察和研究,很可能成为西藏、云南、四川诸省区考古部门的协作考古项目。但目前对这几条线路的定义和线路还有歧义。他认为,茶马古道的核心是古代中央政府用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茶马互市的道路,它不是古代族群迁徙之道,也不是古代中国与南亚诸国进行国际贸易之道。他强调,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农区与牧区、中心与边区道路体系和边贸体系的组成部分;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其他国家国际商贸和文化交流交通路线;古蜀道是古代中国国内官道体系、邮驿体系的一部分;三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西南考古在中国考古中的重要性,尤其在当前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考古发展迎来了重要机遇。西南考古协作会秘书处负责人李映福在总结中建议,西南考古应积极主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的协作。各单位在拟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凝炼出几个关键突出的项目,如东南亚考古中的主题、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古代交通、资源与社会、宗教考古与佛教寺庙的保护等。同时开展对东南亚地区的资料收集与翻译工作、共同举办国际会议、人员来访、讲座等;加强人才、科技考古、文物保护设施设备的协作共享。
广西文物局副局长谢日万说,广西文物部门围绕广西是“面向东盟的大通道”“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定位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目前需要讲好汉代合浦港和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在一带一路中的故事,推动海丝和灵渠申遗工作。这些工作都离不开兄弟省区的支持,期待在将来的工作中继续加强合作。(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2日6版)

位于贵安新区的牛坡洞遗址,出土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文物遗迹,包括人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以及绳纹陶片等重要发现,有望揭开华南古人类之谜。
自2012年10月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牛坡洞遗址进行3年多的考古发掘,牛坡洞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石器、陶片和四座墓葬,墓葬的发现在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史上十分罕见。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贵州和华南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对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以及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遗址最终将为华南地区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等未解之谜提供科学的钥匙。
“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华南地区的史前人类考古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洞穴遗址的研究对中国新旧史前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南省区之间的协作,非常有必要,将在科研成果和考古类型上产生共享和共赢的局面。”牛坡洞遗址考古队现场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专家付永旭介绍,为了解决这些长期困扰中国考古界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立课题,持续数年在贵州、广西、福建和海南四省区进行了系统挖掘。
1月10日至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2016西南考古协作会在习水县红色古镇土城召开,贵安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协作考古,作为跨省区协作考古互动发展案例,成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
西南考古协作的专题性的调查研究,与以前比较起来有明显的进展。在贵安新区的洞穴遗址调查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协作,效果明显,展现出协作的力量。
西南考古协作会于1998年在成都启动,此次贵州会议是自去年再次启动西南片区考古协作会以来的首次会议。来自贵州、四川、重庆、成都、广西、西藏6个地区的考古、历史文化遗产、高校历史文化学院等机构的负责人齐聚贵州黔北,对西南考古协作共同议题进行研讨,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考古工作深入开展,建立机构之间紧密联合机制,不断推进西南考古协作持续有效开展。
频繁的考古活动,使得协作方式更加多样。与会专家就西南考古协作在传统考古发掘、研究、报告、合作出版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合作方式,谋求机构之间共享资源,取得共赢局面共商良策。
去年以来,西南考古协作互动效果明显,实现大范围、多单位协作;开放实验室,跨学科协作运用,让成果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不重复购置设备,跨区域资源运用,多省专家实地会诊,实验室考古中精细化打磨,多学科协作,使得遵义新蒲土司杨价夫妇墓葬在实验室考古中,提取到丰富的历史信息,提取物得到很好的保存。
“实验室考古不是简单地把发掘对象迁移到室内进行清理处置,而是在尽可能运用多学科技手段和设备,进行有条不紊的考古发掘的同时,随时对遗迹遗物提取之标本样品实施科学分析检测,并对其在发掘过程中的变化进行监测,避免或减缓文物的劣化进程,保持文物的原始状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存信看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一体化,以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的考古科研方式。
考古协作中,还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时提取各种信息,现场观察研究遗迹遗物的各种现象,对其材质、结构、工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通过计算机辅助手段进行模拟复原以及实物复原复制。
西南考古省际之间协作,也大大加强了考古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资源配置,与国外考古人才互动,以项目参与现场互动学习和送西南区考古人才到国外深造等形式,增强学习交流。特别是国家“一路一带”的战略规划,对考古人才到东南亚国家深造的支持力度加大。四川大学争取1亿元资金用于考古人才培养奖学金,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可以得到10万元奖学金的帮助。
西南考古协作机构之间开展大项目合作有明显进展,学术成果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效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道路和通道的联合考察,牵涉若干省区,这使得跨区域的专题考古和调查协作更加深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仅靠国内学者显然是不够的,其考古调查和研究牵涉若干国家,外文资料需要相关机构和高校支持。(原文刊于《
贵州日报》2016年01月15日第9版)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代表赴重庆彭水县郁山镇,参观了近年来发掘的中井坝明清制盐遗址,对该遗址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和地方单位给予的保护措施给予充分肯定。(来源:中国文物报作者:贾昌明)

近年来,西南考古发展迅速,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来自西南七省区市考古机构以及四川大学的一线考古工作者围绕近期重要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广泛交流。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复杂多样,虽各自特征显著,但也存在紧密关联。代表们在深入认识本区域文化面貌的基础上,注意到文化间的交流情况,开展了大量对比研究。同时,各单位在考古发掘、学术研究、机构交流等多个层次的通力合作,有力地保障了西南考古区域性协作的顺利进行。

研讨会结束后,西南各省区市考古单位的负责人召开了工作会议,针对若干考古协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各单位确立了拓宽合作范畴,加强协作力度等基本共识。研讨会集结了诸多西南考古的一线工作者,代表们交流学术新观点,共享考古新发现,有力推动了着西南考古的发展。随着西南各单位考古协作的日益紧密,置于国际视野下的西南考古新格局正在逐步展开。

与会专家学者就手工业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进行了交流。会议分享了近年西南地区重要的冶金和盐业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对手工业考古遗产的保护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映福表示,西南地区地域广阔复杂,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希望对该地区手工业考古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拓展研究视野,站在中原看西南,站在西南看周边,并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希望能通过研讨和交流提供手工业考古的多元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二十多年来,西南地区的手工业考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的盐业考古研究就发端于重庆。西南地区手工业考古对我国的手工业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该论坛第一次搭建了我国手工业考古研究的交流平台,对于促进我国手工业考古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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