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从不关心老百姓穿什么、住什么……,大禹不仅提出了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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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历代开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具体化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畏民重民,尊重和敬畏人民。孔子提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写了《民可畏论》。民本思想强调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均取决于人民。二是知民得心,体察民情民意。《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总结了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失其民心。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三是爱民恤民,体恤爱护人民群众。孔子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宋代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四是忧民利民,关心人民疾苦,为民谋利益。《孟子·梁惠王下》中最早提出“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历朝历代流传下来许多忧国忧民的文辞诗歌,如“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深深蕴藏于士大夫心间。五是富民强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论语·颜渊》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民富才能国强,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总结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他高度概括我国历史上的治国方略,指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古代治国立政思想,“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习总书记这段话所总结的治国理政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堪称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笔者不揣浅陋,试分五点略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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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的孙子太康无道,被有穷、后羿抓起来废了。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五子之歌》述大禹之训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天下百姓都比我强,一人失误多次,民怨难道要明显了才发现?应当防患于未然。我面对亿万人民,恐惧得像用腐朽绳索驾驭六匹马,做君王的怎么能不敬畏?这是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大禹不仅提出了民本思想,并且也在治国中践行民本思想。周公总结商亡的教训,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实施“德治”。《尚书·康诰》的许多记载表明,周公深知殷商之鉴,努力安民保民、实施“德政”。

内容摘要:他高度概括我国历史上的治国方略,指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古代治国立政思想,“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习总书记这段话所总结的治国理政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堪称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正己修身能养成良好的从政素质,加强官员的治理能力和道德自律,是施行德治的途径。综上所述,民本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德治是民本的治理要求,同时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用人管人保障民本和德治的实施,而正己修身既是自上而下对官员普遍的修养要求,又是官员个体修身的需要。

有些学者虽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奴隶制的存在,但对为何滋生与成长与奴隶制本身不相容的民本思想,却同样未提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予以深究。他们只是把古代民本思想与古代商周统治者萌芽的政治自觉意识联系考察,认为商周统治者自觉与不自觉地意识到君主德性修养的重要性。殷纣之所以败亡,就在于失德失道。周人发现“天命靡常”,因此,祗求天命庇护,惟有执天命的君主修德,所谓“以德配天”和“惟德是辅”由此被提出和受到推尊。学者们把敬民、重民、爱民与当政者政治自觉相联系一并考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当政者这种自觉政治意识不可能从奴隶社会制度本身产生,更不是当政者的自发所生,这种政治自觉意识必有其他的深刻历史背景。历史已表明,古代商周时期萌生的政治自觉意识乃是受国家保留着原始氏族血亲之爱的自然情感所诱发。众所周知,原始氏族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维系氏族内部团结的乃是血亲之爱的自然情感,血族内部存在的是血缘相联系的父母、兄弟、姊妹,彼此之间不存在政治关系,内部的和谐团结依靠由血缘关系而缘起的“孝”进行调节。据考证,“孝”缘起于原始社会,甲骨文中已出现“孝”字,而“忠”则在很晚才出现。可以这样说,孝亲道德是调节氏族内部关系和维系氏族内部团结的准则。在此条件下,作为氏族首领的家长对其子民负有关爱和护养的责任,当然子民对于家长也有孝亲的义务,因此,氏族内部形成了一种互爱和谐关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国家虽然产生,但如上所述,国家是在保持血缘家族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在家中,家长变成了国家的君主。虽然在身份上和角色上似乎发生了转换,但君与父同是一个人,君主亦即君父。家长的责任自然地也就被看作国家的责任,虽有两块牌子,但实际上两块牌子归一个人掌控。氏族血缘关系引发的关爱父母、兄弟、姊妹的血亲之爱必然带到和移植到国家的管理,国是一个大家,氏族通过分封的形式与地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血缘氏族与地域相结合的新的社会政治单位。因此,移植到国家管理的血亲之爱再也不能以血缘为限了,必然扩大到广大地域的人际关系,由此形成敬民、重民、爱民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主张。由此可见,离开氏族血缘关系,而仅把古代民本主张看作商周君主即最大的奴隶主政治自觉萌芽意识所使然,在历史上是说不通的。

回答: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特别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所论形成了初步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广大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等繁荣时期。比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提出的,更多的是从农民起义、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教训中不得已而总结出来的。

  民本思想发源于上古,发展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且被历代治理事实所证实。《尚书》记载,虞舜时,皋陶说过:“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谟》)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并且对后世留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的训诫。殷商时,盘庚对民众有言:“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盘庚中》)周朝取代商朝,周公总结前朝治乱的经验教训,指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并把民情和上天意志相连,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发展了民本思想。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民众作用更加凸显,民本思想受到有识之士重视。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楚国搜刮民财,斗且认为:“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国语·楚语下》)。诸子百家治国思想各有所重,民本却是共识,比如,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配得上“圣”的称号(《论语·雍也》);墨子说:“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墨子·尚贤中》);《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韩非子》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问田》)。孟子的“民贵君轻”与“民心”之论,更将先秦民本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如果说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所表述的民本思想在夏王朝尚处在始发时期,那么殷商王朝所确立的指导国家治理的政治理念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似乎已给予了肯定。商王朝开国者汤告诫下属:“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这是说,以水为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和形象,以民为镜子可以看到民众的安乐和忧患,看到国家治理得好坏,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决不可轻慢。《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训告庶民时说:“设中于乃心”,“中”作帝王意志用,“中”是要把小民放在心中,表示王者对小民的关怀之意。“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如果执政者不为民作主,天下就会大乱。由此可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张,已由一般的劝告夏康的教训变成了成汤的政治理念。

不看儒家著作,张口胡说不可取!

说这些话的人,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因为完全没有读过儒家著作,不知儒学思想受众,所以提出了非常不专业的问题。为何这样说呢?

儒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出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品格的君子,通过他们治国,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文明发达。

同时作为君子,在物质方面的要求也是较低的: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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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提出百姓应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但是很明确地提出保障百姓吃穿住的权利,是统治者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孟子的经典论述: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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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儒家强调的是统治者必须为百姓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自然就会过上好日子。

至于吃什么、穿什么,一般情况下有哪家学说会直接说出来?毕竟,又不是讲房产、美食的著作!

说儒学不关心百姓尊严等等,我想说的是,都为君子了,又怎么会做出侮辱百姓、轻视百姓的事呢?

不知对于这个问题,各位是如何看待的呢?欢迎讨论!

回答:

提问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从未读过一本儒家经典。却大放厥词。鄙人谓之——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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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儒家重视教育:诗书礼乐、仁义孝悌、礼义廉耻。但儒家只把教育放在第二位,把人民的物质需求放在第一位。

孔子的治国之策。对人民先‘富之’,再‘教之。’
先使人民富裕,让人民衣食无忧。所谓仓廪实则囹圄空,衣食足而知荣辱。

使人民富裕后,再教育——启民智,立民德。孔子谓之:君子以振民育德。

孟子继承了孔子之言:无恒产有恒心者,唯士能为。意为贫穷而不为恶者,只有有节操的士子才可以做到。绝大多数众人,是做不到的。

孔子又曰:民之所生,衣食也。民馈其生,饥寒至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

这也是儒家乱世用轻刑,治世用重典的理论依据。

儒家把物质需求放在第一位,把精神需求放在第二位。这提现了儒家的务实、洞察人性和接地气。

回答:

谁提出这个说法的?是不懂中国历史和儒家!不提战国时的荀孑和孟子了。单说三国后期著名的典故,割席断交!华歆和管宁的故事,就明白儒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和文化了。

年青的华歆和管宁是同学,古人是耕读并举的。一天韶华和管宁锄地,挖到一块金子,管宁像没看到一般,往前继续干,华歆心动,捡了起来,看管宁理他,不好意思,只好把金子扔了,继续挖地,,

一天,华歆和管宁在书馆读书。突然外面人声喧闹,原来是某位高官经过。威武的仪仗,架式使人们羡慕和围观,这时华歆也忍不住,又观看了,回来后,又长息短叹的面露,羡慕之态。管宁终于忍无可忍的,拿出短刀,将两人坐下的席子,一刀两断,并对其说,你不是我朋友了!

华歆,最后在曹操帐下为官。

而管宁,像一名农夫一样,教村民的孩子读书和礼仪,和村民们一起耕种土地,教导村民们生活常识和恭忍谦让,仁义礼智信孝悌的生活。当发现,此地当权者,可能因为自己的野心和强敌,不适居住,可能发生战乱时,选择离开此地!而当村民,知道管宁要走,大家收拾家当,甘愿.一起跟他离开,并说,只有跟着先生,自己家人和孩孑,才有希望!

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了儒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样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有不同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谋。自己的选择和环境都重要!管宁是一位高士,看清了当时,各地诸侯的本质,不想也不愿为虎作帐,而选择为老百姓,安居乐业而尽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中华儒家的杰出代表之一。

人们过于功利和现实!大多时候,站在自己的角度,利益。去看问题,现在许多人,不读历史书籍,贪图感观的剌激和享受。人云亦云。不知所以然,口若悬河,任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对自己和社会的不负责!更不多逞历史和后代子孙,这是数典忘祖的行为和意识流!有识之士,当以警醒!不排除有不良用心人为之。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修身;民本思想;社会治理;政治文化;孔子;治国理政;礼法;尚书;主刑;保障

如同任何一个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社会历史与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就带有那个社会与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体制处在瓦解中,近代资本主义由孕育萌芽已发展为历史的大势。随着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与崛起,古代的民本主张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传统的民本思想演进为近代的以人为本的公民意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所透析的人本思想即是这一转变的标志。黄宗羲不再从血缘关系看待和解析以民为本,他从人的权利与自由的政治和道德观出发,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君与民易位了,君主不再是压迫人民的最高统治者,相反的它由“主”转为“客”了,“客从主便”,君主要服从主人即人民的意志,作主人的公仆。黄宗羲把“君为主,天下为客”颠倒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是与古代的以民为本主张的本质区别,是对封建专制压迫人民和蔑视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挑战,是对几千年反人道、反人性的“三纲”政治和道德的批判。黄宗羲在过去民本主张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的治乱是由社会的主人即人民的意志决定的。这显然是一种公民意识的宣示,而这种公民意识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从古代民本思想演进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为近代人本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凭借,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内在的发展关系,溯其思想渊源,明清之际的民本主义可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找到它最初发生的源头。

回答: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广大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等繁荣时期。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也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提出的,更多的是从农民起义、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教训中不得已而总结出来的。它主要是一种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驭民”“牧民”“治民”的权术,是以“君权至上”“以君为本”“官本位”为前提的王道、仁政和德治,实质上只是一种开明的统治策略。再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并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个体价值与权利,不可能赋予人民政治权利。人民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当家作主,没有任何政治保障,只不过是君王的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尽管如此,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民贵君轻”“平政爱民”“富民强国”“重民保民”“恤民忧民”等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民本”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

众所周知,夏王朝是由前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而建立的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实现了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飞跃,为什么夏王朝还要执行原始公社首领的教训呢?很显然,这不是史家的臆造,而是中国文明起源所走的特殊路径所决定的必然。世界历史一再表明,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所走的路径是不同的。上世纪40年代,着名史学家侯外庐指出,古代中国与“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在文明起源上就出现了分岔点。“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所走的文明路径是:氏族血缘关系已解体,氏族血缘关系被粉碎,与此相联系,财产的私有得到了很大发展。一言以蔽之,古代西方进入文明社会,完全摆脱了旧的传统,即原始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侯先生称此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革命路线。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则与古代西方不同,氏族血缘关系不仅未打破和解体,相反的却被保留,国家直接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国在家中,家国同构。另外,与此相联系,原始社会公社的公有土地被保留,财产私有很不发达,土地公有转化为国家皇族所有,侯先生称此路径为“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维新路线。

强调敬天保民,重民轻神,恤民以德,重视民意,与民同乐……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民本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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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先秦时期形成的安民、爱民、利民、得民心等丰富的民本思想,后世续有发挥,历代史实也证实了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汉初的文景之治离不开采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诸葛亮出色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三国志·蒋琬传》);唐代贞观君臣深以“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为诫(《册府元龟》卷五十八),谨记“君舟民水”;明太祖厉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明太祖文集》卷一)的农本政策,清代康熙帝训导官员“凡为政者,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讬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八)?整体上均取得较好治理效果。民本思想之所以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于它认识到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利益和诉求是一切社会治理的基础。政治文化中的相关论述,往往是以民本为中心和基础而展开的。

殷商覆亡,周王朝继起。虽然周取代了殷商的统治,实现了王朝更替,但殷商推行的民本的政治理念被传承下来。周王朝同殷商一样,把民作为国家的根基,提出治国必须“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即照镜子之意,在治理国家中要把民众当作一面镜子,时时相照。不仅如此,周人认为“当于民监”即是奉天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就是说,上天所见,来自民众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民众所听。同样,上天智慧,来自民众智慧;上天所畏,来自民众所畏。天命体现了民众的意志,奉天命也就是奉民命,把敬民、重民、爱民上升到天命的高度。当时最高统治者认为把小民放在心中,乃是上天赋予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所谓“民主”并不是今天的民主,是指君主要为民作主,要关怀和保护民众。可见民本主张受到了周王朝高度的重视,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说白了,在中国以往的皇权统治社会,儒家就是统治阶级驭民的工具。它本身就算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也掩盖不了它只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实质!中国几千年都在一个死循环里打圈,它功不可没,这是统治阶级愿意看见的,儒家的弱民效果导致了社会相对平稳,但却阻碍了社会向积极的方向变革,百姓永远受压榨,且会认命为天意!儒学不亡,中国百姓永远苦命!

民本思想;人民;孟子;中国;孔子;思想体系;人本主义思想;民心;定型;教训

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不同,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诸侯、卿大夫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关系。与此相联系,社会成员也是以血缘关系而不是地域关系为纽带划分的,除奴隶以外,构成社会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国家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君权即父权,君主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最大的家长即君父。在此家国同构的国家中,虽然血缘氏族内部存在着亲疏区别,但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被血缘关系所掩盖。正因为如此,国家统治者不会把自己的血族成员作奴隶看待,如同对被征服的异族一样实行奴役统治,广大的血亲氏族成员也不会仅把君主和国家执政者看作自己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更多的是把君主看作自己的家长,看作本家族利益的维护者。这种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决定了古代的中国先人不像古代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注重个体的权利,不像他们那样关注个体能力施展和发挥的选举,不像他们那样关注民主诉求的公民大会。古代中国先人虽也关心自己的权利和民主,但最注重的是以氏族整体为政治单位的政治意愿和民主诉求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所期求的是氏族整体民主意志的诉求。古代中国先人在国家初奠时所表现出的民主诉求形式,正是中国文明路径所诱发和派生的特殊的政治生态。对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生态真实的存在,《尚书·五子之歌》作出了如实的记载。夏康之弟劝诫夏康的“皇祖有训”包括三层含义:其一,“皇祖有训”是此政治理念的核心,其意是说夏王朝虽与过去的原始公社有质的区别,但皇祖之训必须接续和传承,否则,不但是叛变先祖,也叛变了赖以支持国家统治基础的血缘氏族;其二,接续与传承皇祖之训,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血缘氏族的成员看作奴隶而实施压迫,要把他们看作自己血缘家族的成员,敬重之,重视之,爱护之,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其三,国家统治者之所以敬民、爱民,就在于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巩固了国家的这个根本,国家才会安宁。《尚书·五子之歌》所描述的夏王朝的政治生态,正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发端,深刻影响着后世几千年。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惟邦本”的思想乃缘起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

回答:

西汉政治思想家贾谊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民本思想。贾谊深入阐述了人民的重要性,总结出人民是国家兴衰成败根本的结论,完善了民本思想体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就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唐代柳宗元在“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高峰。他认为,当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为人民办事的。

不同的文明路径,决定了古代中西不同的政治生态。“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时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所建立的国家是与氏族血缘无关联的城邦。希腊称城市为“波利斯”,是“城市与国家”的融合体。城邦逐渐成为一种国家的形态,具有“公民集体”、“公民”的含义。希腊的城邦是独立自主的小国,分布在希腊纵横的山脉和众多的岛屿之中,各自隔绝,派生出希腊人独立自主的精神。城邦强调的是公民的集体治权,公民大会则是公民集体的最高治权。其他的贵族议事会、各级行政、军事主管等部门,都隶属公民大会,希腊不存在无公民大会的城邦。公民由贵族与平民组成,奴隶和外邦人包括非母邦做生意的商人被排除在外,贵族有势力者自称君子,平民则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城邦国家实行公民集体治权,一切公职向公民开放,所有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权在民即主权在公民。城邦国家中的公职都是通过选举产生,轮番而治。城邦国家的公民集体治权与原始公社氏族成员集合体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拥有私有财产的公民集合体,后者则是财产公有的氏族成员集合体。古代西方希腊、罗马城市国家的出现与产生,诱发了古代希腊人对个体权利和民主的渴求,从而出现了关心个人权利与民主的政治生态。

民本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且相当丰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分别出自《尚书》、《管子》、《周易》)……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对待人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所论形成了初步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孔子、孟子、荀子都认为统治者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此必须爱民、顺民、安民、利民。齐宣王攻克燕国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燕国。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他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为儒家民本思想定下了基调。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与古希腊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有重视人的意思。不过,古希腊从苏格拉底开始兴盛起来的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人”并不包括自由人之外的奴隶,所以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比起西方奴隶制度下形成的人本主义思想更加具体、更加具有人情味,尽管不免有其蒙蔽性。

基于秦王朝暴政残民覆亡的教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在汉代特别受到重视和推尊。《淮南子·氾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所谓“利民为本”,说到底也就是以民为本。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重民、爱民,惠利于民,这就是史家之所谓“善政者恤民之善,除民之害也”。东汉光武帝为了行善政,对自己拥有的特权加以收敛和约束:“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宋代政治家包拯提出要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执政者必须廉洁,作民众的表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贪官而被民唾弃的事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宋代杨万里从对历史的检讨中得出结论:“古之君子,以其所难者,先身而后民,以其所利者,先民而后身”。就是说,遇到困难,居官者应在民前面,得利之事,居官者当以民为先,先民后己。着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以民为本是为政之道:“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代吕公着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二程所概括的“三本”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揭示出民本思想的本质,这三者构成一体,缺其一,不可谓民本,不可谓“为政之道”。类似关于以民为本的论述,在封建社会可谓不绝如缕。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和推尊,在政治上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凡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都把民心向背看作执政的大事。国家的治乱与兴衰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民犹之水,统治者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舟。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被一再印证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的铁则。与民心相悖的独夫民贼总是被湮灭在民众的汪海大洋中,这就是历史的见证。以民为本,虽然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是有史为证的。

儒家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占主导地位,以伦理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肯定人具有价值,主张群体(国家、民族、社会)高于个体(个人),即群体价值优于个人价值,重视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责任和义务

1.由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商周社会的历史实际,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不但被统治者看重、推尊,也受到当时思想家的热议和认同,不论是儒家还是墨家和道家,都对发端于商周的古代民本思想作了多方阐发,赋予了新内容。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提出执政者要以百姓的心愿为自己的意志。墨子说:“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意即考察“有”与“无”道理必须以民众耳目感受和意志为判断标准。不仅如此,他还说:“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爱民要出于忠诚,给民利要厚重。代表儒家思想的《大学》指出执政者的好恶要以民为依归,“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从历史兴衰得出一个结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先秦时期政治家管仲在从政中体会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认为顺民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予民以实惠,简言之是富民,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与否,这是王、霸的分界线,“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管子认为,凡被拥戴的君主都把财富给予民众,与此相反,横行天下的霸道者则不关心生民死活,把财富给予官吏,如果把财富储藏在王者自己的小箱子里将导致残国亡家。由此可见,所谓顺民心,最重要的是关心民众的痛苦,是藏富于民,解决民众的生活困苦。

对待儒家的民本思想,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传统民本思想精髓与现代的法治思想相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现代民主思想……

封建统治者从来不关心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只关心能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多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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