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www.350zh.com:从日本到英国康有为相助,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最主要的创始人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

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

五、学有所成 回国建设

此后,凡遇丁文江出差,所长一职通常由翁文灏暂代。如1917年丁文江奉派调查长江下游地质,9月22日,农商部就发布命令:“丁文江现出差,派佥事翁文灏暂行兼代地质调查所所长,此令。”[45]再如1918年底,丁文江陪同梁启超到欧洲从事民间外交,农商部便于12月14日发布命令,派翁文灏代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46]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

九、丁文江与北票煤矿公司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留学。1906年考取剑桥大学,后因学费无着而被迫退学。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习动物学、地质学。1911年,获以上双科毕业证书后,返国。回国后,丁文江先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书1年。1912年底,工商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函邀丁文江到该司地质科任职,[5]是为丁氏跻身开创中国地质事业行列之始。一般论者多把丁文江到北京任职的时间表述为1913年2月,而且说丁氏一到工商部即任地质科科长;[6]事实是,早在1月份,丁文江即已到任视事了。不过,丁文江一上任,职务不是“科长”,而是“佥事”。有两条证据为证。1913年1月24日“临时大总统令”:“工商总长刘揆一呈请任命丁文江为佥事,应照准此令。”[7]2月3日,国务总理赵秉钧、工商总长刘揆一联署,为丁文江等呈请“叙五等”公文说:为呈请事,本部续行荐任之佥事郑宝善、王季点、邢端、华封祝、丁文江五员,拟请按照初任官均叙五等……[8]

工作经历

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

二、巧遇伯乐 勤奋成才

关于此次会议上讨论的学会章程,袁复礼曾回忆:“为了加强国内地质工作之间的联系,为了与外国的地质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交换刊物,我和谢家荣于1921年冬提议成立地质学会(当时我和谢都是地质调查所技师,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副所长),于是丁、翁委托我和谢担任筹备工作,起草《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起草后由葛利普教授修改,交翁文灏定稿。”[68]

逝世日期:1936年1月5日

考察学问

十一、丁文江之死

经过10年艰辛开拓,到1922年的时候,胡适曾对中国地质学做出这样的评判:“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70]但这种骄人的成就,是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在经费极度匮乏的困难情况下取得的。加之当时风气未开,艰难滋甚。但作为“学术界的政治家”的丁文江似乎天生有一种迎难而上、“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品格。因此,面对困难,总能披荆斩棘、迎刃而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笔者在梳理这段历史时,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跳出这8个字。

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1913年2月再次赴北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其后不久,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再度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赴云南进行野外调查。

目录
丁文江大事年表

1、1911年滇、黔之旅,属普通旅行性质,关于地质学的记录很少。2、1913年11月中旬到12月下旬,会同梭尔格、王锡宾等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并填绘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是为中国人自行调查地质之始,也是国人最早的区域地质调查。3、1914年初至1915年初,单独去云南、四川、贵州调查地质。这是1922年以前丁氏最主要的地质调查。由于工作方法严密,所以科学上的发现很多。综其西南之行,研究重点为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宣威煤矿;曾作有路线地质图多幅,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并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标本化石及野外记录十分丰富。其中,《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则由尹赞勋整理,作为《地质专报》乙种第10号,于1937年出版。[55]。5、1915年春,丁文江经北京西山斋堂赴直隶、山西间的蔚县、广灵、阳原一带调查煤田地质,归作《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田报告》。6、1915年下半年三次带领学生在京郊实习,前文已述。7、1915年11月13——23日,与翁文灏率17名学生赴山东,曾到泰山和徂徕山一带。8、1915年底至1916年初皖南浙西之行,此行对皖浙边境地质颇有贡献,结果记载在《扬子江下游之地质》一书中。9、1917年春河南六合沟之行。10、1917年春湖南江西之行,此行主要目的在调查萍乡煤田和上株岭铁矿,关于后者丁文江有简报在《中国铁矿志》发表。11、1917年,调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扬子江下游地质。

国籍:中国

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1922年1月在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第二届会长。

七、丁文江与中国矿业

作为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最主要的拓荒者,在方方面面都过多地打上了丁文江的烙印,[71]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地质学之父。他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通过自身的研究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个人的办事才具,积极营建出一个学科成长的健康环境。丁文江曾对陶孟和说:“中国地质学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就是无论在中国或外国毕业的地质系学生,无论他是学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认识他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地位。现在中国地质学工作的质与量都摆在这里,任何人来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决定了。”[72]但这种环境的养成,往往是在牺牲自己的前提下取得的,李济曾有这样的评价:“……他想征服这种遗憾的困难,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丁在君是在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虽说他未能见全功,他已经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73]

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

工作经历

六、为国家建设培育人才

新成立的地质调查所除每年经费预算仍为68000元不变外,由原来的农商部直辖改隶矿政司,职员由39人缩减为24人。[43]丁文江于11月1日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股股长。第126号部令称:“现在地质调查局业经呈准改地质调查所。所有办事、学习人员自应按照修正章程另行分配。兹派丁文江充该所所长兼地质股股长,翁文灏充矿业股股长,章鸿钊充编译股股长……[44]

(历史

主要成就: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丁文江

1911-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并编着动物学教科书。丁文江从事地质事业自与章鸿钊相识始。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1913年2月再次赴北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其后不久,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再度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赴云南进行野外调查。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1933年6月丁文江离上海赴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与葛利普、德日进同行。其后再次到欧洲考察,9至10月访问苏联。“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丁文江在创办及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调查、提倡出版物的系列化、积极与矿冶界协作和配合,并热心地质陈列馆及图书馆的建设。他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长达15年,在地学界极有影响。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1922年1月在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第二届会长。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着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1913年,丁文江与F.梭尔格、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第三,地质研究所成功的办学经验,被很好地移植到中国地质教育部门特别是北京大学来。本来,地质研究所开办之初,即与北大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地研所停办后,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地质调查所和北大之间延续下来了。正如《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沿革》所说的,“从事于教育及调查之专家实际上仍互相辅助,避兼差之嫌而有合作之实”。[33]在稍后的北大地质系改造中,丁文江依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北大成为国内最大的地质教育中心做出了他人不可替代的贡献。关于此点,笔者拟另写专文,此处不再枝蔓了。总括上文,丁文江对地质研究所的贡献,主要有:一手开创该所,使章鸿钊的设想变为现实,并任第一任所长;任代理所长;极力主张并力行重视实地观察的工作作风;与章、翁等一道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优秀地质调查人才;1916年力主停办研究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地质调查中去。

出生地:江苏泰兴县

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一、绅士家庭 幼年好学

[1]章鸿钊:《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载《地质论评》第1卷第3号,1936年6月出版,229页。[2]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出版,15页。[3]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载《独立评论》第188号,20页。[4]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载《地质论评》第12卷第1、2合期,1947年2月出版,54页。[5]张轶欧在《地质汇报·序》中说:“丁君初归自英,主讲于海上南洋中学,余以中学无所用其地质也,急约入部,俾专调查之役。”(载《地质汇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9年印行。)[6]如夏绿蒂·弗思着,丁子霖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34页。[7]1913年1月《政府公报》,总第9册,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第484页。[8]1913年2月《政府公报》,总第10册,文海出版社,426页。[9]见《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本所沿革》;载章鸿钊编:《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京华印书局1916年版,1页。[10]见《地质研究所毕业记》;载《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44页。[11]丁文江:《地质汇报·序》。[12]丁文江:《漫游散记》,载《独立评论》第13号,16页。[13]《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沿革》,地质调查所15周年纪念刊,1931年3月印行,1页。[14]孙文盛主编:《地质老照片》,地质出版社2004年,15页。[15]陶世龙:《中国地质事业之开端》,载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年,7页。[16]丁文江:《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1913年4月《政府公报》,总第12册,第555页。[17]1913年2月《政府公报》,427页。[18]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载《地质论评》第12卷第1、2合期,49页。[19]1913年8月《政府公报》,总第16册,543-544页。按,《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所附招生广告称,要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招生。事实是,招生地只有北京、上海而无广州。1913年7月30日“工商部致财政部请设法先付地质调查项下款项以供急需函”称:“已于本年7月1号在京、沪分别招考,考取学生三十六名,亦已发表……”(1913年8月《政府公报》,总第16册,405页。)此外,《工商部录取地质研究所各生通告》也明确说“7月1号招考地质研究所学生在京、沪业经分别试竣”。[20]《政府公报》1913年9月8日。[21]如黄汲清在《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中说:“于是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即由章先生担任”(《科学》第28卷第6期,1946年12月,249页)。[22]《工商部地质研究所通告》,载1913年8月《政府公报》,总第16册,567页。[23]章鸿钊:《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印行。[24]农商部第四十八号委任令,载1914年2月《政府公报》,总第22册,517页。[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038全宗,2582卷、2581卷。李学通先生提供。[26]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出版,15-16页。[27]《农商公报》第1卷第11册,“本部纪事”,43页。[28]《农商公报》第2卷第1册。[29]《地质研究所毕业记》。载章鸿钊编:《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46页。[30]丁文江《地质汇报·序》说:“民国五年夏,张总长乾若从余议,废地质研究所,专力于调查。”章鸿钊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本所沿革》也说:“初议三年期满继续招生以图发展时,丁文江颇主停办,议遂寝。”[31]章鸿钊:《十五年来中国之地质研究》,载《学艺小丛书》第七种,1933年印行,1页。[32]《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沿革》,2页。[33]《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沿革》,2页。[34]《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沿革》,1页。[35]农商部第47号委任令;载1914年2月《政府公报》,总第22册,517页。[36]农商部第49号委任令;载1914年2月《政府公报》,总第22册,517页。[37](《农商公报》2卷7册,总第19期,1916年2月15日出版)。[38]1916年1月12日《农商部饬第22号》,载1916年1月《政府公报》,总第45册之分册,953页。[39]1916年2月5日《农商部奏请地质调查局成立及筹办情形折》,载1916年2月《政府公报》,总第46册之分册,415-416页。[40]1916年2月10日《农商部饬第119号》,载1916年3月《政府公报》,总第47册之分册,944页。[41]丁文江:《地质汇报·序》。[42]1916年10月《政府公报》,总第54册,663页。[43]《地质调查所章程》,1916年10月24日被批准,载《地质汇报》第1号,1919年7月。[44]1916年11月《政府公报》,总第55册之分册,73页。[45]农商部第171号命令:《农商公报》4卷3册,总第39期,“政事门”33页,1917年10月15日出版。[46]农商部第163号命令:《农商公报》5卷6册,总第54期,1919年1月15日出版,“政事门”2页。[47]农商部委任令第76号、第94号。[48]《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3页。[49]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载胡适等着《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153页。[50]在北京兵马司9号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故址,有一石碑,碑文铭刻着捐款人的姓名与捐资额数。胡适1922年8月5日《日记》又记:在君邀我吃饭,请的客都是曾捐钱给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人,有朱启钤、刘厚生、李士伟……等,共十三人。[51]丁文江:《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480。[52]地质调查所编:《地质调查所沿革事略》,地质调查所1922年7月印行,4页。[53]“农商部委任令第55号”,载《农商公报》8卷3册,“政事门”4页。[54]丁文江:《地质汇报·序》。[55]尹赞勋:《补刊〈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序言》。[56]见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会志》写的英文序言。[57]翁文灏《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载《中国科技史料》第22卷第3期,198页。又,翁文灏在《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黄汲清在《丁文江选集·序言》中也有论述。[58]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又可参考,翁文灏:《对丁文江先生的追忆》;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59]丁文江:《地质汇报·序》。[60]翁文灏:《追悼丁在君先生》,《地理学报》第2卷第4期,3页。[61]黄汲清:《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独立评论》第188号,23页。[62]丁文江:《地质汇报·序》。[63]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16页。[64]张轶欧:《地质汇报·序》。[65]丁文江《地质汇报·序》[66]章鸿钊:《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载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会史》,247页。[67]按,参加此次会议的26名地质学家,即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会员”。[68]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会史》7页。[69]《中国地质学会志》1卷,1——4期,1922年,8页。[70]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34页。[71]黄汲清在《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中曾指出,丁文江有7个第一(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1页)。[72]陶孟和:《追忆在君》,《独立评论》第188号,31页。[73]李济:《怀丁在君》,《独立评论》第188号,36页。[74]黄汲清:《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科学》第28卷第6期,250页。[75]丁文江:《地质汇报·序》。

中文名:丁文江

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八、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地质研究所的入学考试,也是由丁文江主持的。是年7月1日,招考工作在京、沪两地同时举行;后经综合评定,共录取“正取学生二十七名、备取学生九名”。[19]1913年9月4日,丁文江被工商部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部令称:“特饬矿务司筹设地质调查、地质研究二所,于该司地质科原有人员外,酌聘中外地质专家分任职务,各以半年外出调查,半年担任教务,以期教学相长,切实进行”;同时“委任本部矿务司地质科长、佥事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研究所所长一职暂由该佥事兼任,俟该佥事出发调查时,再派专员接任。”[20]根据这份命令,我们知道,第一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和第一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均由丁文江担任。但有的论着说,首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是章鸿钊,是不对的。[21]10月1日,地质研究所开学,[22]共有30人入学。以上史实充分说明:地质研究所是丁文江一手创办的。没有丁文江,就没有地质研究所。本来,设研究所以培养地质人才之议,最早出自章鸿钊,而非丁文江。但何以到丁文江任职工商部的时候才得以实施呢?章鸿钊指出:“丁先生是偏于实行的。往往鸿钊想到的还没有做到,丁先生便把这件事轻轻的做起了。这不单是鸿钊要感激他,在初办地质事业的时候,这样勇于任事的人,实在是少不得的。”[23]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长期以来,有不少地质史方面的书籍在“地质研究所的创办”这一点上的表述,却是不确切的。如程裕淇、王鸿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地学》中“丁文江”条说:“1913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创办并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所。”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都应该修正。从1913年11月到1915年初,先后十四个月,丁文江先后在山西、云南等地从事地质调查,此一时期的地质研究所所务,便有章鸿钊专理。自11月始,章鸿钊只是代理所务,其正式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所长,是1914年2月19日。[24]1915年春,丁文江回到北京,便毅然担任地质研究所古生物学的教学工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授古生物学。此前,章鸿钊、翁文灏曾为找不到古生物学教师大伤脑筋。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地质研究所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第三学期教授科目及担任教员清单”,我们知道:在这两个学期,丁文江都讲授“古生物学”,时间都是每星期“讲义二小时、实习三小时”。[25]据朱庭祜回忆,丁文江的教学工作,尚能胜任。又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所载,我们知道,丁文江除教授古生物学外,还讲授“地文学”。此时的丁文江,给地质研究所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格外注重实地观察。其时,地质研究所学生来年夏季即将毕业,须加以实地训练,丁文江等乃议每星期前后三四日间,分组赴京郊以及开滦煤矿、山东泰安等处实习,而由丁、章、翁三位各领一组,同时分道前往。丁文江认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行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与所得到的结果”。[26]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所载,是年4月3——12日、8月21——9月10日,都有地质研究所学生分组实习的记录。9月23——26日,地质研究所学生分四组,其中地质实习三组,测量实习一组,分赴宛平、昌平实习,安特生、章鸿钊、丁文江各带地质实习一组。10月1——3日,地质研究所师生分地质实习二组,测量实习一组,分赴宛平实习,翁文灏、丁文江各率地质实习一组。10月14——17日,地质研究所师生又分别赴房山、宛平、昌平实习,其中章鸿钊率一组,翁文灏与丁文江共率一组。11月13——23日,地质研究所师生分赴山东泰安和直隶宛平、房山实习,其中翁文灏与丁文江共率17名学生赴山东,曾到泰山和徂徕山一带。以后的事实证明,丁文江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学生的能力就是在一次次野外实习中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养成的;地质研究所培养出的18名正式毕业生,个个能独挡一面,且能做出实绩,与当年老师的这种训练是有直接关系的。

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

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三、从日本到英国康有为相助

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地质学会在中国地质事业中所发挥的推进作用远远超过了丁文江的期冀。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她为中国地学界人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知识、发表论文的园地,而《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反映地质科学最新、最高的研究成果为特色,被国内外广大读者视为中国地质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

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少时留学

十、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与大上海计划

本来,培养地质专才的工作应由高等院校来承担。但当时国内唯一设立地质学门的北京大学却不能承担此一重任。这主要是因为,京师大学堂所以有地质学门,是因有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在校任教才设立的,是所谓“因人设专业”;一开始就没有立定为国家培养地质专门人才的宏旨。再加上当时世人“对于地质之意义及其重要,仍甚茫然。所以或有教授无学生,或有学生而未毕业,以后也因辛亥革命而完全终止”。[18]在地质研究所开办前夕,北大地质门的实际情况是:1909年只招到4名学生,到1913年毕业时,其中二人选送德国留学,其他二人没毕业。这样,地质门就办不下去了。鉴于这种情形,丁文江在《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说:

近代人物

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

四、留学7年在英国

1915年5月27日,因章鸿钊“奉派调查皖省铁矿”,丁文江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27]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丁文江任代理所长期间的活动有:6月16日,丁文江呈文农商部,报告地质研究所将于本月21日至30日考试,7月1日起放暑假,9月10日开学。7月19日,丁文江呈文农商部,报告地质研究所第二学年年终考试成绩。考试科目为:地史学、古生物学、高等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分析化学、德文、植物、测量图画。“除学生陈树屏、张蕙、李捷、祁锡祉、杨培纶、唐在勤等其平均分数皆在60分以下,其余学生尚称热心向学,性行无疵。”该所遂“择成绩最优,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每人授以仪器一付,责其分赴直省各煤铁矿附近,单独调查,详细测量,以为毕业成绩。”其余成绩在60分以上者,三二人为一组,于暑假中在所居地附近练习,来年春再从事毕业报告。60分以下者,旅费自备。[28]而这年的6月,地质研究所也由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预科旧址,移至西城丰盛胡同原北京师范学校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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