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禁毒史料整理与研究专家讨论会举行,www.350zh.com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对于中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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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禁毒史料整理与研究专家讨论会举行。

本网讯4月21日,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季我努学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河北师范大学近代毒品问题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国际联盟远东地区毒品报告(1932—1939年)》新书发布会暨近代海外涉华禁毒史料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来自学术界的专家、出版方和媒体代表出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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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毒瘤,与艾滋病和恐怖活动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毒瘤。历史的教训反复昭示,毒品传播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挫伤、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是危害国家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祸患。

2017年11月10日,深秋。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一如往常的安静、有序。踩着满路的银杏树叶,推开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办公室的门,83岁的张宪文教授已经等候多时。尽管已到耋耄之年,张宪文教授仍然坚持来办公室工作,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多年的他,从未停下科研工作。

中国禁毒史;张宪文;毒品档案;汤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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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传播历史知识

大家知道,毒品是指鸦片、吗啡、海洛因、冰毒、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物和精神类药物。在这些毒品中,既有传统的又有新型的。所谓传统毒品,是指以罂粟、古柯叶和大麻等植物为原料进一步加工而成的麻醉性药品。例如,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等。所谓的新型毒品是指人工合成的精神类毒品。这类毒品大部分是通过人工合成的化学类药品,因此,新型毒品又名“实验室毒品”、“化学合成毒品”。同时,因为“新型毒品”的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所以又被称为“俱乐部毒品”、“休闲毒品”、“假日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主要有起兴奋作用的冰毒,产生致幻作用的麦角酰二乙胺、麦司卡林,还有兼具兴奋和致幻作用的摇头丸。无论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它们对于人类的共同的危害是,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能使人产生依赖性,也就是瘾癖。

《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大屠杀全史》、《中华民国专题史》……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2月2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大会暨“海外中国禁毒史料整理与研究”专家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15所高等院校的学者们围绕着如何系统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海外涉华禁毒档案史料的议题展开研讨。

《国际联盟远东地区毒品报告(1932—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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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近期的报告是:吸食人群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为8000-10000亿美元,每年因滥用毒品导致死亡的人数高达20万人,还有上千万人因吸毒而丧失劳动能力。毒品泛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由于我国与臭名昭着的世界两大鸦片产地——“金三角”和“金新月”为近邻,国际毒品贩子借道我国边境将海洛因等毒品运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牟取暴利,对于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内制造的冰毒、和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犯罪活动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滥用毒品的人数规模仍在迅速扩大,海洛因、摇头丸和冰毒等精神麻醉药品交叉使用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我国的禁毒工作任务相当繁重。中国禁毒委员会2008年报告指出:截至10月为止,中国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08万,其中吸食海洛因的患者有84.6万人。一般来说,未登记的吸毒人数远远大于登记在册的人数。根据有关部门估计,中国的吸毒人数约有300万-500万之间,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吸食毒品人数的2倍,(道光十八年,走私进口中国的鸦片为40500箱,约合6042000斤,以瘾君子岁食3斤推算,当年应有200万人经常吸食鸦片,如果以瘾君子岁食6斤计算,则为100万人吸食鸦片,因此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大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按照现在吸毒者每人每年耗资人民币2万元计算,国家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元人民币。毒品流行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瘟疫。吸毒和贩毒极易诱发诈骗、暴力犯罪、卖淫、艾滋病传播等一系列危害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毒品问题还经常与恐怖主义、洗钱和贩卖人口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交织在一起。毒品问题的研究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以上这些,都是张宪文教授领衔的学术成果,每一部成果的出现,无一不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前进。今天,提到中华民国史研究,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张宪文教授和他所在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宪文先生和中国日本史学会荣誉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先生向中心成立大会发来贺信。他们均认为系统翻译、整理、研究海外涉华毒品档案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

《国际联盟远东地区毒品报告(1932—1939年)》由王宏斌、范国平担任总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史料的第一辑,由5卷书组成,其语种分别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该书是从日内瓦国际联盟档案馆收集、复印、整理的档案,是研究民国禁毒史的重要资料,为民国禁毒史的研究提供史料的参考。

范国平是我的博士生张连红的学生。他团结史学界青年学者建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季我努学社,在国内颇为活跃,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外文档案资料和外文学术专着。国平对我非常尊重,邀请我担任荣誉社长。学社的重要学术进展他都向我报告,所以我对于学社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作为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禁毒史研究更是如此。近代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成灾,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制约,学术积累有限,关于禁毒史的研究成果无多。晚清的禁毒史着作只有一种,即李圭的《鸦片事略》。民国时期的禁毒史着作也只有三种:即罗运炎的《中国烟禁问题》和《毒品问题》,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在上述着作中,除了于恩德的着作是系统研究既往禁烟法令的变迁史之外,其它三种编着都是关于鸦片问题的资料性选辑。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历史学的研究服从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毒品问题的研究始终局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禁烟运动,成果也十分有限。

我们这代人是民国史的“开荒者”

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教授指出,毒品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问题,在研究中国近代禁毒史过程中,国内史学界已经挖掘不少中文史料。但是,国内对海外禁毒史料发掘得还很不够,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基本需要。此次中心成立,将目光放在海外涉华毒品档案方面,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王宏斌,王宏斌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在禁毒史研究领域,著有《禁毒史鉴》(岳麓书
社 1997年版)、《近代中国价值尺度与鸦片问题》(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鸦片:
日本对华毒品侵略政策五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在清代边海防史研究领域,著有《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晚清边防思想政策与制度》(中华书局2017年版);
此外,还著有《清代价值尺度:货币比价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赫德爵士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2015年10月,他在获得李顿调查团的线索后,立即撰写了选题报告发给我,征求意见。我觉得这个课题非常有价值,鼓励他去做。12月9日,在《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新书研讨会上,他又向所有专家宣布,学社学术团队将赴日内瓦拍摄李顿调查团档案。

改革开放前十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的十年。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等史学理论和流派被迅速介绍到国内。这种引进和借鉴,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和思想史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历史学人才的大规模培养,也为中国历史学的快速进步提供了人才支持。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和随后恢复的研究生制度,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活泼的学术氛围和人才培养机制,使中国史学研究形成了一支中坚力量。就是在这时,中国社会突然出现了几则爆炸性新闻。1988年3月9日,上海市公安机关在虹桥机场破获利用金鲤鱼贩毒案;6月26日,新华社报道:“1981年以来,我国公安、海关共缉获过境贩运鸦片233公斤,海洛因92公斤,海关破获20起过境贩运海洛因毒品案件,40多名外籍罪犯已被判刑。”毒魔再次侵入中国的消息立即引起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1954年,来自山东泰安的张宪文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尽管受时代经济建设热潮影响的他,报考的三个志愿都是财政经济专业。1958年夏,年轻的张宪文留校任教,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1956年以后,高校开始开设中国现代史,名为中国现代史,但在阶级斗争大过天的年头,内容、体系都是党史、革命史,强调路线斗争。那时候没有教材,也没有材料,早期只有胡华和何干之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为参考书。到了六十年代,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了大本子《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此外还有中宣部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个档案袋,活页的本子,俗称“三口袋”。张宪文感觉到,就靠这个材料来讲历史,是讲不清楚的。

中心协同创新单位代表、季我努学社社长范国平,介绍了学社学术团队在联合国欧洲总部图书馆拍摄涉华禁毒档案资料的情况。这些档案从1919年到1946年,完整地收录了国际联盟存在期间国民政府与国联大会及其下属的国联禁毒委员会所有官方往来文件。总量超过15000页,学术价值极高。

范国平,河北师范大学近代毒品问题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客座教授。《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项目、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100种抗战经典读物)总校译。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馆藏李顿调查团档案》主持人。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9
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日本远东战
争罪行丛书》主持人。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抗战百卷》子项目负责人。
另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三项。

用两年时间,学社先后派出了两批青年学者,前赴日内瓦国联档案馆,将全部中华民国档案拍摄回国,包含李顿调查团档案。2017年,季我努学社在中华书局的“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馆藏李顿调查团档案”项目,顺利获得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王宏斌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发表《鸦片史事考》,在《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发表《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禁烟与教训》,在《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发表《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等文。王金香在《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发表《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探略》,在《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发表《而三十年代国内鸦片问题》,1994年2期发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等文。朱庆葆在《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发表《论清代禁烟的举措和成效》,在《光明日报》1995年5月22日发表的《近代中国鸦片泛滥的历史教训》等文。此外,魏宏运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发表《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侵华政策》一文,连心豪在《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发表《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危害》。以上这些文章的相继发表,标志着近代中国毒品传播史与禁毒史的全面展开。

事实上,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提出要研究民国史。当时只有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荣孟源先生在研究民国史,第二年,荣孟源先生被划为“右派”,被调到在近代史所资料室工作。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提出“研究民国史、重修清史”的号召,但是没人响应。1972年,周恩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将编写民国史作为任务交给人民出版社,后来转给中华书局。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室,开始着手收集材料,编写大事记、人物传。

协同创新单位代表、陕西人民出版社刘景巍副总编表示,出版海外中国禁毒档案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作为中心项目成果出版的合作意向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责任重大,将尽全力保障出版质量,将尽全力打造出版精品,以满足学界和时代需要。

李顿调查团来华是影响中日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对于中国、日本,尤其是中国东北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最终国联调查团发布李顿报告书,国联大会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退出国联。从而远东格局为之一变。退出国联,让日本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走上了穷兵黩武的侵略之路。对于国联调查团的研究,对于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经过几年的学术积累后,一批禁毒史着作相继问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国毒品史的着作有15部,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王宏斌的《禁毒史鉴》和《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王金香的《中国禁毒简史》和《中国禁毒史》;朱庆葆、蒋秋明的《鸦片与近代中国》和《中国禁毒历程》;苏智良编撰的《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全书》;此外,还有刘志琴的《烟毒兴灭》,秦和平的《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邵雍的《中国近代贩毒史》。不仅如此,有关禁毒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和《中国禁毒史资料》相继出版,为青年学者的研究与学习提供了很大便利。与此同时,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尽管其中许多文章存在内容雷同的现象,缺乏新意,而不可否认,禁毒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一个重要领域。

“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从1974年开始。”回顾过往,张宪文教授淡淡地说。1974年,近代史研究所派尚明轩、李静之两位研究员南下,找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动员历史系教师参与研究。南京大学从1972年刚刚恢复招生,学生很少,老师们除带领工农兵学生下乡劳动外,教学任务并不重。张宪文和系里其他教师商议,同意研究民国史。就这样,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最早展开民国史研究的单位之一。

与会学者建议,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应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合作,开展跨地域合作研究,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要将毒品史研究与毒品医学和法学研究结合起来。他们还认为,毒品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因此,开展禁毒史研究要紧密联系社会,服务现实,积极参与国家机关禁毒活动,为其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禁毒史研究成果发挥最大价值。

国内对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连李顿报告书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出版过。除了《申报》版的李顿报告书以外,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较为厚重的研究,包括王造时先生在1932年编写的《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1966年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撰的《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金问泗先生在1967年发表的《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等着作。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中也有大量内容涉及李顿调查团。着作仍然是较为稀少的。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突出的特点是,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宽,学科体系构建日趋完善。鉴于上世纪末已经有文章对于新时期的禁毒史的研究成果作过系统的总结(例如,吴义雄在《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发表《开拓中国禁毒史和毒品史的研究》一文,对于此前出版的几部禁毒史着作进行了详细评论;肖红松在《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近代中国毒品史研究综述》一文,对于此前发表的有关近代中国的禁毒史论着进行了全面评议。)这里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做一简单的归纳。

除了做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从1982年开始招民国史方向的研究生,第一个招的是陈红民。研究生该如何培养?“我们学习老一代的老师,也叫学生读资料,天天读《革命文献》,都是档案文件。”后来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有一部民国史教材。“我们就想编一部中华民国史,纲要性质的,我和两个老师到北京找近史所,商量能不能先编一个史纲,以应教学急需。”近代史研究所为此专门开了个会,认为现在不成熟,当前任务是先编材料,写大事记、人物传记,最后再写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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