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1937年任四川大学、内迁之东北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

图片 5

蒙文通原名蒙尔达,生于四川盐亭县石牛庙乡,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执教多个高校,担任过成都市人民代表、四川省委委员等职;一生致力于古代史及古代学术的研究,且造诣颇高,著有《古史甄微》《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等作品。除了在史学方面,他在佛学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说是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1968年,蒙文通逝世,享年74岁。人物生平
基本信息图片 1蒙文通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人生经历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他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从研究传统的经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
,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可以江汉、海岱、河洛分为三系,其部落、姓氏、居处地域皆各不同,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徵的学说。其后又以《经学抉原》一书,进一步从学术文化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此说。“三系学说”和当时《古史辨》学派的观点迥异其趣,但就其对学术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言,实可以与之媲美。
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蒙文通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材,可谓桃李遍全国。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长眠于山清水秀的长松寺公墓。
求学历程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的子女图片 2蒙文通
蒙默,男,汉族,蒙文通先生之子,1926年6月生,四川盐亭人。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蒙文通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此外,还有《古地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
《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十篇。人物评价图片 3蒙文通等人
蒙文通是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回忆起大师的生平点滴,尽可用“儒者豪迈”来概之。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蒙文通先生,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蒙文通生于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杨家沟,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1906年随任成都府学教授的伯父到成都读书,后进入刚成立的四川国学院跟随经学大师廖平、刘师培等学习。1927年后,先后任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37年任四川大学、内迁之东北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1941年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着述宏丰,经先生哲嗣蒙默教授约二十年努力,《蒙文通全集》于2015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文集以类分卷,分别为儒学、诸子、史学、古史、古礼、古族、古地、道教、别集等九卷,共三百多万字。

清末改制,科举衰而学校兴,受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术业专攻,经学套不上任何一科,“被迫”分而为数科,《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蒙先生对此颇为不屑。他抨斥“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来牺牲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

尊经书院旧照

蒙文通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材,可谓桃李遍全国。

这一年,蒙先生任教于成都大学,1932年任教于河南大学,其后又相继任教于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天津大学等校,这段时间,是他研究周秦时代北方民族演变的鼎盛时期。

赵启霖于宣统元年旧历四月十三日抵川,上任之始即着手整顿学务,并上《请奏设四川存古学堂折》。得到批复后,赵启霖拟定存古学堂章程,同时聘请谢无量任学堂监督,华阳徐炯、名山吴之英为教员,学堂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他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从研究传统的经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

经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前者解经多详训诂章句与典章制度,后者则重微言大义及通经致用。蒙先生早年在四川国学馆就读,那里大师云集,经今文学家廖平、经古文学家刘师培及兼会通今古的吴之英并在讲席,持各有故,言各成理,促使他在诸师纷纭异说中长期思考。

岑春煊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
,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可以江汉、海岱、河洛分为三系,其部落、姓氏、居处地域皆各不同,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徵的学说。其后又以《经学抉原》一书,进一步从学术文化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此说。“三系学说”和当时《古史辨》学派的观点迥异其趣,但就其对学术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言,实可以与之媲美。

由经入史

宋育仁

主要着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蒙先生认为,中国史学以晚周、六朝、两宋为盛,正是中国“思想廓落之会”时期。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陆续撰成《中国史学史》的主体部分,对此三个时期作了重点论述。

宣统元年,清政府要求将设立存古学堂作为各省“筹备立宪”的一项内容,四川总督赵尔巽邀请五十一岁的清流名士赵启霖,入川主持四川存古学堂筹办事务。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瀞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弹劾段芝贵与庆亲王父子一案颇具声望。

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随着20世纪我国现代史学的崛起和传统经学的边缘化,蒙先生由经入史,成为那个学术转型时代最富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据统计,截至1945年,馆内收藏中文图书137199册,就收藏数量而言,以四川方志为最多,次则为钞本及名人手迹,如顾印愚、李榕、窦垿等人遗墨均赫赫有名
。以版本而论,馆藏元代刻本2种,明刻本30多种。1949年,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又一次大规模收购中西文古籍,数量不下千种,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这是今天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部敦煌写经。1951—1952年间,图书馆又接收唐棣之、曾彦适等人所捐綫装古籍一万多册,馆藏资源得到进一步扩充。

图片 4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作《中庸传》,寄蒙先生时曾说,“唯我文通始足与谈”。熊十力称先生为“二三知己中之最”,正是思想家之间相契之语。实际上,儒学、经学、理学讨论的都是儒学问题,只不过侧重有所不同,所以说,先生自始至终都没有舍弃对儒家经典的研究。

晚清时期的锦江书院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长眠于山清水秀的长松寺公墓。

唐宋学术的新旧之变很早就受到蒙先生的关注,“及至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成为不刊之论。在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呈现一边倒的时候,先生撰着长文《北宋变法论稿》,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应该注意变法措施带来的后果。论稿由于“不合时宜”长期未得发表,然而却不胫而走,引起很大关注,突显了先生治学求真的可贵精神,后于1999年随文集才正式刊布。

图片 5

蒙文通,原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成就甚高。

“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蒙先生认为:“经学即是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在先生看来,“经”不是属于哪一科的问题,经学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与一般所说的“国学”,或“中国文化”相近,自有其发展脉络,须仔细辨认。

张氏所置书,经史子集,四部俱备,如《皇朝祭器乐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揅经室集》等,均为切实有用之书,符合张之洞“通经致用”的一贯育人主张。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做学问?如何修行个人品德?当时学子大多心存疑惑,有感于此,张之洞亲自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为书院诸生答疑解惑。即便在今天,这两种学术着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

1928年后,蒙先生回任经席时,不禁感叹道:“友朋星散,讲习无人。顾视庭柯,婆娑犹昔,而胜会不常,能不使人怆然以悲、惕然以惧。作而叹曰:师门之旨将息于斯乎?抑光大亦于斯乎?”先生感到自己身上的重担,随即有《经学抉原》等系列名篇相继问世。

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下令裁撤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院时代走向了终点。次年五月,原尊经书院监院薛华墀、教谕罗彤将这一批书籍清点造册,移交给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学堂。宋育仁当年采购书籍的清单,今天仍然完整的保存在四川大学档案馆中。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